|
在2003年5月阅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就像茨威格在1915年回忆战前欧洲的繁荣景象一样,伤感怀旧。现年50岁弗里德曼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全球化时代的行吟诗人,他精力充沛、兴致昂然地将每年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旅行上,他是《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他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在1995年获得这一职位时,他颇为认真的思考“国际事务”呢?在过去50年中,声名显赫的记者几乎无一不是依靠熟知白宫内情,对外交政策品头论足而著称,外事记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又发生了,它们有将怎样影响世界其他地区。但是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了,苏联在1991年解体了,国际报道延续了40年的主线中断了。
出版于1999年《凌志汽车与橄榄树》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对他对理解的国际问题新线索的总结。取代冷战状态的新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新世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它既不是文明的冲突,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在对这些引入瞩目的学说表示尊敬后,弗里德曼写道,全球化才是这种新的国际体系,是核心问题。这并非什么原创性观点,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与其他一些欧洲思想家,早将全球化变成了90年代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但是比起那些或许深刻,但是常常不知所云与枯燥的学术性讨论,弗里德曼的价值在于描绘一幅如此生动的全球化图景,并且是充满好感的描述。在他的坐标系里,“凌志汽车”代表着全球化中令人着迷的一面,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更自由的资本流动,更广泛的合作,更尖端的科技,它将人们引入一条惊险却兴奋快速通道中,通往更繁荣、更具有普遍特质的未来;相对于这种对外扩张速度,“橄榄树”则代表更传统的家庭、民族、地区性、传统文化等更为传统的因素,它们为人提供内心需求中稳定的一面。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对抗与纠缠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中心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的维度也被拓宽,在冷战年代,军事与政治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力量,而现在,你必须要加上“资本”、“技术”、“信息”这几个新维度,弗里德曼相信,这三种力量的民主化是驱动新世界的崛起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修正了我们对于国家、民族、政治形态、商业、权力的观念。于是,我们在90年代目睹了这样新奇的景象,跨国公司获得的权力远远超越了商业领域,它正在日益分享民族国家的权力;一个少年黑客,势单力薄的恐怖组织,或是一名金融投机家,令庞大的民族政府束手无策;独裁政府的统治能力越来越遭遇质疑,她们没有能力再对民众隐藏信息,也必须学会面对来自国际机构的压力……总之,消除了冷战年代不同阵营的壁垒之后,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普遍的市场原则,弗里德曼称之为“金色紧身衣”,塑造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与每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们必须遵循领先者显然是美国制定出来的原则,尽管它可能是“赢家通吃”的,也可能是“偏执狂才能生存”。弗里德曼的旅行经历告诉他,不管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还是东南亚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都纷纷遵照华盛顿经济学家的药方,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大刀阔斧地私有化、遵循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这些措施使他们大尝苦果,但他们却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
这果真是唯一的道路吗?1999年时,大多数站在弗里德曼先生这一边,在90年代最为活跃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全都和这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用一种腔调说话,当然后者从吝啬引用每一位我们时代的权贵人士的语录,典型的弗里德曼专栏是这样的开始的:“在达沃斯峰会上,在与财政部长鲁宾交谈后,马哈蒂尔有告诉我……”他语气愤平淡地卖弄着他在信息上的特权然后再民主化的分享给全球1000万读者。而不管新加坡的总理吴作栋,还是索尼公司的董事长出井伸之,或是一家中文报纸的专栏作家,都声称自己是弗里德曼的热心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一点也不英俊的弗里德曼的作用,正仿若18世纪风情万种的巴黎贵妇在当时的社交界的重任,他们都是信息的收集器与发布中心。没有一个畅销作家是依靠领先时代而成功的,他们必须要与与中上等人的智商保持一致先知永远都是寂寞的,它绝不能挑战大多数人的理解力与想象力,弗里德曼先生是如此贴切地符合这一点。他与90年代的那些商业思想家一样,敏锐地将一大堆信息收集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些扣人心弦的新名词,然后对着读者说,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唯一的不变就是“变革”。
而真的变革在2001年9月11日的到来了。想象过去20个月发生的变化吧,美国进行了两场战争,本·拉登取代杰克·韦尔奇和乔治·索罗斯成为最大的明星,战争、真实的战争而是跨国公司的商业战争才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整个90年代的情绪都改变了吗?我们对全球化的种种理解都错误了吗?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弗里德曼先生将自己的生涯推向更高的阶层。在9·11之后,中东成了全球政治的中心,现在没人谈论他对于全球化的判断,却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中东问题的观点,有哪位记者受过牛津大学的中东史训练,还拥有长达10年的该地区报道经历。在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刻,很少的人,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因此获得了第三次普利策将前两此因为报道中东问题的国际报道,这一切同样因为评论9·11的专栏,还在2002年2月扮演了一名历史性的角色:通过他的专栏传递沙特王储的中东和平计划书。他在2002年9月出版的《经度与态度》,收录了他过去两年的专栏作品,在这个美国人疯狂地渴望了解中东的一切时,成为了一本无法错过的作品。
我承认,我对于弗里德曼先生实在有点刻薄,毕竟,他从未将自己放在思想家这一角色上。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你甚至可以说他拥有美国式的反智气质,不喜欢复杂的句子与思想,但他热衷于观察,并诚实地记录他所知的一切,他对旅行与交谈的兴致与毅力,将他从相对平常的才智中拯救出来。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穿梭于世界各地,与各国总理、部长、商业领袖或是街头的小贩交谈。他颇为自知地称自己是“信息套利者”,把信息从A点贩卖到B点以赚取差额。
当然评价一名记者的作品,总是充满难度,因为他的长处在与描述,而描述是不能被分析与评论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他缺乏思想上的独创性,关于国际格局的变迁,罗伯特·基欧汉在1970年代早期就指出了弗里德曼先生的观点,而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更有新意洞察力,他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就指出对全球自由市场的崇拜,与过去两个世纪对不同形态的乌托没什么不同,它们都以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统领一切。弗里德曼作出的唯一大胆的假设是金色拱门效应,即两个都拥有麦当劳的国家是不会发生战争的,科索沃战争很快证明了判断的错误。他是个给聪明的潮流尾随者而非制造者,他的观点并不出奇制胜,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判断一定就是错的或是乏味的。
当《凌志汽车与橄榄书》的中文版在2003年初再中国出版时,正如我最初所说的,阅读它充满伤感怀旧,仿佛我们对于昔日美好岁月的追忆一般。但是,尽管9·11之后,世界变得不安甚至狰狞起来,但是我们要承认,弗里德曼的判断常常仍是正确的,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民主化仍在驱动着世界的前进,自由贸易与麦当劳的确减少了战争,尽管恐怖主义引导我们重新关注军事力量,但是商业力量与技术力量的重要性并为减弱。9·11非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没有什么发展是突变的或是转折性,发生剧烈变化仅仅是我们的情绪。弗里德曼在1999年描述的很多规则,在今天仍旧适用,他对于美国应在全球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忠告,如今读来仍富有启示。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全球化本身的看法,他将之视作黎明,每天看到黎明是件好事,既不能让全球化开始,也不能制止它的出现——除非人类的发展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比起2001年9月11日,凌志汽车的马力更强大了一些,显然它仍未恢复到1999年的水平。因此,我们需要重读弗里德曼的作品,并试图感受他曾经代表的90年代的乐观情绪,这是一位完美的经验主义者眼中的世界。
|